1樓：朝夕書評
會昌滅佛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840年-846年），推行一系列「滅佛」政策，以會昌五年（845年）四月頒布的敕令為高峰，佛教徒稱為「會昌法難」。
2樓：博諾威
誰告訴你唐朝尊佛的？唐朝的皇上都自認為是老子的後人，你說他們尊佛還是尊道？尊佛的也就是李世民、李隆基和武則天！
3樓：死神鐮刀
老子天下第一，這句話就是來自唐朝，，說的就是李家始祖老子，，
唐武宗為何滅佛？
4樓：職場螺絲釘
滅佛原因：
1、佛教是外來宗教，佛教的發展，給寺廟和僧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加上佛教寺廟往往享有免稅、田地、女婢、奴隸等特權，這造成了社會財富向佛寺的極大集中，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唐朝會昌滅佛時就說「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
2、另外，僧侶不事生產不服勞役，還擁有大量僕役、女婢，在人力資源匱乏的古代，這一現象對社會經濟和軍事造成的影響更加明顯。寺院經濟力量的過分發展，終於引起了世俗統治階級的強烈不滿，而僧侶不守戒律霸佔田產魚肉百姓的行為更積累了大量社會矛盾，種種交織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時，導致統治階級通過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中國佛教史上所謂「三武一宗」之難，也就是這種矛盾鬥爭激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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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滅佛介紹：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於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熱潮。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
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 。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只是在後漢時才傳入中國，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
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於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並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牴觸，且歷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後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後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於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於安史之亂後藩鎮力量強大，**政權削弱，又有感於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
他在這些**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為了達成排佛目的，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把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主線，以與佛教各宗派的傳法世系相對抗。他自認得了儒學真傳，以繼承和發揚從堯舜到孟子的道統為歷史使命，要效法孟子闢楊、墨的精神來闢佛、道。基於此，他特別推崇《大學》的理論體系。
《大學》將治國平天下列為頭等大事，並與個人的道德修養聯絡起來，而佛教提倡出世主義，既違背封建倫常，又否認國家至上觀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唐武宗即位後，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
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種對外來文化相容幷蓄、完全開放的勇氣和信心喪失殆盡。佛教作為異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
會昌三年（843年）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唐武宗滅佛，實始於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5樓：從頭再來好風彩
原因介紹：
佛教是外來宗教，佛教的發展，給寺廟和僧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加上佛教寺廟往往享有免稅、田地、女婢、奴隸等特權，這造成了社會財富向佛寺的極大集中，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唐朝會昌滅佛時就說「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
另外，僧侶不事生產不服勞役，還擁有大量僕役、女婢，在人力資源匱乏的古代，這一現象對社會經濟和軍事造成的影響更加明顯。寺院經濟力量的過分發展，終於引起了世俗統治階級的強烈不滿，而僧侶不守戒律霸佔田產魚肉百姓的行為更積累了大量社會矛盾，種種交織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時，導致統治階級通過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中國佛教史上所謂「三武一宗」之難，也就是這種矛盾鬥爭激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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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滅佛內容介紹：
唐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後朝政腐敗，朋黨鬥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公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後，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
他認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後，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6樓：匿名使用者
滅佛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問題
有唐一代，很多反佛者都把經濟問題當作反佛的根本原因。武德年間，傅奕就指責僧人是「游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舊唐書》卷79《傅奕傳》。。武則天為了利用佛教鞏固自己的地位，大肆興佛，狄仁傑上疏道：
「今之伽藍，製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奐。」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不少。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
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舊唐書》卷89《狄仁傑傳》。
唐中宗時，韋嗣立針對中宗「崇飾寺觀」而上疏道：「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巨集博，竟崇瑰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
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諮。」《舊唐書》卷88《韋嗣立傳》。同時，辛替否也向中宗上疏道：
「今天下之寺盡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
百姓何食之矣!」《舊唐書》卷101《辛替否傳》。如果說武德年間傅奕只是看出了僧尼逃避租賦，對國家不利的端倪，那麼，中宗時的韋嗣立、辛替否就尖銳地提出大興佛教必然加大**財政上的支出，使國家府庫空竭，遇到外患，僧尼不能出征打仗；逢災害年月，寺塔不能解決眾人的飢餓。
顯然這是國家與佛教在經濟上的矛盾有所發展的反映。 滅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問題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和在思想領域裡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調和、會通、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兩者產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二者的內容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從根本上說，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乙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這是積極的入世思想。
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基於這個前提，二者對於生與死的問題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男女婚配，生兒育女，使社會得以延續，也就是要人們重視現實的人生。而佛教則宣傳因果報應，輪迴轉世，使人們希望在死後有個好去處。前者重生，後者重死，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唐武宗滅佛和這種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密切相關。 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
佛教傳入中國後，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衝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長的道教也矛盾重重。為了爭取最高統治者的青睞，佛道兩家常常進行激烈的辯論，從而兩教的地位也常有變化。
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鮮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晉接觸以後接受佛道二教的。最初，道武帝拓跋■、明元帝拓跋嗣，「亦好黃老，又崇佛法」。太武帝拓跋燾「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
及得(道士)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為，有仙化之證，遂行其術」《魏書》卷114《釋老志》。。故而後又滅佛。
北周武帝最初決定：「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周書》卷5《武帝紀》。
後又滅佛。到了唐代，貞觀十一年(637年)，太宗決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
」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又決定，道士，女冠、僧尼「不須更為先後」。天授二年(691年)，武則天又決定：「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景雲二年(711年)，睿宗又決定：「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唐會要》卷49《僧道立法》。
這都說明佛道之間的矛盾是長期的，不是偶然的。
佛教雖然是外來宗教，但其教義的理論深度遠遠超過道教，故而能夠取得上層社會人士的信仰。從另一方面說，教義的某些內容也頗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例如，因果報應，輪迴轉世說，可使受苦受難的人們寄希望於來世。
只要信佛，一切罪過，甚至死罪，也可以倖免。這些方面，道教都相形見絀。
在對待死的問題上，佛教宣揚只要信佛，死後可以成佛或到理想的另一世界去。而道教則揚言人可以長生不死，通道者可以修成神仙，到天上或海上去享受理想的生活。人死後是否可以成佛或到另乙個世界去，無法驗證；長生不死則實在不能實現。
這就決定在爭取廣大群眾方面道教也不如佛教。黃永年：《佛教為什麼能戰勝道教》見《佛教與中國文化》。
長生不死雖然不兌現，但作為最高統治者，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永遠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他們總對長生不死抱有一線希望。同時，他們對道士所開的無法辦到的仙藥，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權威，認為自己可以得到。例如，會昌五年(845年)正月，道士為武宗開的仙藥是：
「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這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無稽之談，但武宗卻派人四處尋找。八月，又「令諸道進年十五歲童男童女心膽，亦是被道士誑惑也」。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由此可見，道士為皇帝煉製長生不死藥的手段，確有迷惑皇帝的作用。
事實上，確有不少皇帝迷信於此。清人趙翼總結說：「古詩雲：
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後，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誤人也。」但是，唐代皇帝並未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而又「以身試之」。太宗因服藥後，「遂致暴疾不救」。
「憲宗又惑長生之說」，服金丹而「暴崩」。穆宗信道士「餌金石」而死。敬宗「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但又被道士劉從政所迷惑，遣人到湖南、江南一帶採藥。
武宗更「早好道術」，即位後又召道士煉丹藥，結果又為丹藥所誤而亡。宣宗雖然殺了道士趙歸真，還有人勸他「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但他又服「太醫李元白所治長年藥」，以致「疽發背而崩」。
「唐代服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英主，何謂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其死耳。」《廿二史■記》卷19《唐諸帝多餌丹藥》。
另外，高宗、玄宗也很重視道士煉丹製藥，幾乎為其所誤。
趙翼的論述頗為深刻。正是由於皇帝「貪生之心太甚」，所以，道教雖然在理論上難以戰勝佛教，但在這方面卻能迷惑執迷不返的皇帝。不難看出，武宗崇道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道教利用了武宗的「貪生之心太甚」，欲以通過排佛而抬高自己的地位。
總而言之，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視道教的。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貪生之心太甚」以外，還有乙個重要原因，就是魏晉以來形成的門閥士族，到唐初雖已衰落，但還有相當的社會影響。李淵家族並非名門世家，為了抬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利用道教祖師老子姓李的巧合，尊老子為李唐皇室的祖先。
這樣一來，道教的地位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
佛教在教義上的優勢，使道教難以匹敵。於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優勢排斥佛教。武宗滅佛正是這種矛盾的發展和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