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古道愛檸檬味
歷史可以看宋代史書北宋的文化：一，蘇詩與北宋文化的議論精神歐陽修《鎮陽讀書》詩云：「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
」[1]曾鞏「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2]程頤「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規避。」[3]嚴羽《滄浪詩話·詩辨》：
謂「近代諸公」「以議論為詩」。[4]《宋史》卷173《食貨志》序論稱：「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56載：「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渡河。」「議論」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這種議論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層次：一，與北宋**寬巨集的文化政策有關；二，與北宋諸帝文化修養高、尊重優容文士有關；三，與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確立有關；四，與北宋為加強**集權並牽制相權而制定的臺諫制度有關；五，與北宋為鞏固政權而提倡直諫、鼓勵議論和大開言路有關；六，與北宋科舉制度廢詩賦、試策論的改革有關；七，與北宋時期科舉考試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競爭機會有北宋文化的議論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學發軔，正如陸游所言：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以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徵》《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疑經，況傳、注乎？
」[5]由此擴充套件，宋人不僅議學問、論經術，而且議時事、***；不僅與今人議論，而且找古人爭辯。學術、政事、文學，甚至在繪畫領域，也折射出這種議論精神。蘇軾稱論畫求「常理」[6]；沈括言書畫之妙在乎「造理入神」[7]；公尺友仁雲：
「子云以字為心畫，非窮理者其語不能至是，是畫之為說，亦心畫也。」[8]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窮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議論精神的核心命題。這裡的繪畫之「理」，同蘇軾所謂「物一理也」[9]，同蘇轍所謂「萬物同一理」[10]、「萬物一理」[11]一樣，都從乙個側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議論精神。
蘇軾《鳧繹先生詩集敘》盛稱顏太初詩文「言必中當世之過」[12]、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謂蘇軾「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與北宋文化議論精神的脈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蘇軾《春秋論》雲：「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
不知其好噁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13]這一議論，對那些奉先秦經典若神明的漢唐經學，不啻振聾發聵之當頭棒喝。議論化，是蘇詩的突出特色。
較早指出蘇詩這一特色的是宋人張戒，張戒論詩主張詞婉意微、不迫不露。從這種貴含蓄的主張出發，他在《歲寒堂詩話》裡批評道：「子瞻以議論作詩，……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
」[14]更系統而有影響的批評是嚴羽提出的，其《滄浪詩話·詩辨》主張：「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
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角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接著，他針對蘇、黃指出：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15]以後，很多論者都將議論化作為蘇詩缺憾加以詬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預設立場，以唐詩(尤其是盛唐詩)為正法眼藏、鄉音鄉味。在他們心中，以唐詩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議論的審美趣味，已成為積澱頗久的標準和習慣。以這種思維定勢去讀蘇詩，即使其議論超妙英髮，至矣、工矣，終覺是旁門左道、殊方蠻語，不是吾鄉之唐音正聲、詩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雖然在蘇詩中，議論化並非意味專用議論，純務理語，如玄言詩和理學詩一樣，但在蘇詩之後的江西詩派末流、道學家和偈子詩那裡，議論與形象、情感割離脫節，被推到「理障」的極致，蘇詩便被認為是始作俑者而備受不明不白的指責。就第一點而言，唐音、宋調各有其勝，前人之論備矣。就第二點而言，其實，蘇詩的議論化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葉燮《原詩》中指出：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為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為近；宋人以文為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為遠』。何言之謬也!
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以議論歸宋人，何歟？
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為非議論，而妄分時代邪!且《三百篇》中，二《雅》為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
如言宋人以文為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史》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為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並未見唐詩。
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16]沈德潛《說詩晬語》襲之，而略雲：「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
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老杜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將》諸作，純乎議論。」[17]細思起來，《詩經》中議論之端倪豈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碩鼠》，都可稱典型的以議論入詩。
漢魏以降，趙壹《疾邪詩》、班固和左思《詠史》、曹操《步出夏門行》、鮑照《擬行路難》及陶潛的諸多詩篇，也充滿議論之辭。初唐陳子昂《登幽州台歌》絕唱千古，乃純乎議論。李白《蜀道難》開篇便：
「噫，籲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中間亦不乏議論。杜詩除沈德潛提及外，還有《戲為六絕句》《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等，更將以議論入詩在論詩題畫領域中加以弘揚。其後，韓愈以文為詩、將文之議論入詩之作，白居易議論痛快、以理為勝之作，實已開宋詩議論化之門戶。
至北宋，「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18]到了「歐梅蘇王」，杜、韓受推重，此時宋詩中議論化傾向已頗成氣侯。《宋詩鈔·臨川集》小序直言：
「(王安石詩)獨是議論過多。」從上述不絕如縷的詩歌發展線索中，不難看出以議論入詩從孕育、產生到發展的歷史演變程序。有了這樣的歷史，蘇詩的議論化上祧《詩經》、中承陶潛等漢魏詩人之作，近繼李、杜、韓、白之詩的淵源也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說，蘇詩議論化正是上述固有詩歌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蘇詩的議論化固然有著上述詩歌傳統的歷史淵源，但它能成為代表有宋一代詩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則更有著北宋文化議論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時代影響。北宋文化的議論精神當然與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項外在因素有關，但說到這種議論精神之於蘇詩的影響，其關係尚未直接觸及。譬如，唐代也可謂思想解放、政治寬弘了，為何唐詩卻不以議論見長呢？
究其實質，議論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義是通過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義文化精神來集中體現的，而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這也正是兩種文化的重要區別所在。有唐一代雖於儒、釋、道兼收幷蓄，但在中國哲學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對繁榮，而儒、道思想相對冷寂，尤其是對於傳統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學，唐人多重注疏而輕義理，從總體水平看，其哲學思辨的發達程度，其學術思想的批判意識和理性主義精神都遠遜於趙宋。可以說，宋型文化代表了傳統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揚，唐型文化代表了傳統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揚。
宋型文化鍛鑄而成的，是對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對直覺感性的體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調，最終也常常歸於淡泊澄觀、寶光內蘊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噴薄而出的，是對生命宇宙的歌詠，是對直覺感性的觸動，因而即使有經驗的理性思考，在表現形式上也往往還原為感性的意象。這種差別既有特定的政治、經濟等時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響，同時也是中唐以來傳統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結果，而其中尤為重要的乙個因素，則是主導文化發展的制動權已由世族手中轉移到庶族那裡。
盛唐帝國由世族階層主導的文化精神，與其天宇開張的氣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種發散與昂揚的風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發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識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與其積貧積弱的國勢相適應，是那種凝鍊與沉潛的風貌，誠篤內省，在茶茗與書卷中慢啜深品，體味宇宙人生的至奧。蘇軾詩如晴雨表一樣，敏感地反映出這種時代文化精神的遷移與嬗變，並主動適應理性化時代主題的需要與召喚，發揚漢儒以來美刺觀的詩學傳統，同時注意捨去其純教化的蒼白觀念，將魏晉六朝以來窮情寫物的審美主義融入其創作思維，「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19]；發揚言志寫意精神之際，不廢詠物壯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與思理議論之間固有的差別；同時，開始摸索將意興思理同性情興象有機融合、相互滲透，力圖系隱喻和意會於議論言傳，含不盡之意於抒情寫景。
因此我們說，蘇詩的主要貢獻不在於捨棄宋以前的「詩要用形象思維」的傳統，代之以抽象無味的議論，而在於合理繼承形象思維的傳統，同時反映並發揚本時代文化的議論精神。反映時代精神，才能代表時代；發揚時代精神，才能領導時代。在這一點上，正由於蘇詩的議論化適時反映並發揚了北宋文化的時代精神，因而才代表並領導了中國古典詩歌由唐音轉為宋調這一歷程在藝術風格和氣象上的新的探索。
也正由於此，蘇詩擴充套件了古典詩歌原有的表現範圍，增強了古典詩歌原有的表現能力，從而開拓出古典詩歌另一種境界。這種境界使人感受和體會到：詩的魅力不僅可以在於情景交融，也可以在於意興生髮。
我們說，性情的抒發固然是詩歌的基本特徵之一，但從精神分析學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乙個複雜而有機的整體系統，知、情、意、直覺、理智、潛意識之間沒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漢界。在審美活動中，它們尤其是相互滲透和溝通著的。在詩歌的基本構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種發生傾斜變化，都會導致詩歌風格、氣象的不同。
蘇軾曾說：「始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20]蘇詩正是蘇軾這種美學理想和追求的具體體現。
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詩歌系統中不可缺少的，蘇詩以議論化入詩，將後者加以突出、強調和傾斜，反唐音之常，創宋調之趣。理趣就是這「趣」的重要表現之一，而議論就是這理趣的重要表現之一。退一步講，議論與詩雖然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但並非水火不容。
前者作為一種表現手法，與抒情、敘事等相並列；後者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與散文、辭賦等相對舉。兩者如同「文以載道」和「詩以言志」的關係相似，看似針鋒相對，實則水公尺無干，甚或羽翼相輔。每種文學體裁都可以通過議論的手法表達；每種表現手法都不妨運用於詩。
也許存在某種表現手法更適合某種文學體裁的問題，但表現手法與文學體裁、議論與詩之間並沒有天然的鴻溝。如果需要，詩可以議論，議論可以詩化，只要運用得當，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充分恰切地表現出各自的極詣。從詩歌內部著眼，陳陳相因絕非詩歌藝術應有的發展途徑。
北宋前期對唐詩模式一味模仿、襲用，而且取己所好，十分偏頗。所以，無論是白體、西昆體、晚唐體，最終都是曇花一現，影響有限。范仲淹說他們：
「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21]梅堯臣稱：「邇來道頗喪，有作皆空言。
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答韓三子華……》）那種廓敷空洞的言情寫景，確實已經難以適應宋人窮形盡相、致知格物的新的審美趣味。時代迫切需要詩歌在審美觀念和意識上有一場新的革命。
從詩歌之外的其它文學體裁看，這一時期古文運動的再度興起和宋詞的崛起壯大，兩面夾攻，促使宋人寫詩在創作和觀念上，不得不沿著新的道路開拓。詞在抒寫要渺的情思方面令宋詩自愧弗如，只好放棄一部分抒情的疆域，轉而佔據寫意的一部分領土；古文運動更進一步加速了以文為詩的步伐，打通了詩文兩種體裁之間的隔膜。前者使宋詩在內容方面從抒情上退卻，後者使宋詩在形式方面的「破體」(散文化)上前進。
二者合力，促成了古典詩歌史上的一次新的解放。於是，這場革命的旗手和這次解放的領袖蘇拭便應時而出了。政治家和蜀學派鉅子的雙重身份，是蘇詩得以以議論擅場的重要因素。
蘇軾自小就「奮厲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成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積極參與者之後，更力倡「詩須要有為而作」（《題柳子厚詩二首》其二）；「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乞郡札子》）。他還說：「清新似庭燎，雖美未忘箴」（《次韻朱光庭喜雨》）、「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
其中表現出的蘇軾對詩與政關係的認識，與杜甫、白居易以來的新樂府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而「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和柳子玉過陳絕糧》）、「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次韻蔣穎叔》）的政治抱負和決心，愈發使議論在蘇詩中得以大放厥詞。有名的烏台詩案就是因為蘇詩中的議論引發的，宋·朋九萬《東坡烏台詩案》錄《監察御史裡行舒亶札子》裡說：
「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蘇軾）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滷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22]政敵的摭摘，固多牽強附會、深刻求之，例如王珪對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的曲解，連宋神宗都不以為然。
[23]但，參以《宋詩紀事》卷二十一所列烏台詩案中諸作，多涉政事，謂其有影射譏評之隱意，也並非全然無據。《後山詩話》就曾評說道：「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
」[24]官場失意，屢遭貶謫之後，坎坷的境遇使蘇軾對社會、對人生有了深刻的認識和體察，詩中議論更成為其總結以往，鑑戒今世，消解悲情，自我超脫的有效**和途徑。作為蜀學派鉅子，蘇軾於思辨哲學有深造自得，於儒、釋、道亦融會貫通，功力不淺。黃庭堅稱蘇軾「深入理窟」[25]；秦觀也說：
「蘇氏（東坡）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26]而最了解他的胞弟蘇轍，回顧蘇軾的為學之道時說：「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
『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茫然不見其涯也。」（《東坡先生墓誌銘》）巨集通廣博的才學，深造自得的識見和雄厚的文化素養無疑成為蘇詩議論化成功的內在根底。
我思故我在是什麼意思，我思故我在 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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